王树增谈抗战: 不屈是最大精神遗产

2015-08-18 09:46:25     作者:未知    来源:长江日报   【新闻论坛】

《抗日战争》共三卷,近200万字。日前,王树增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,他说:“抗日战争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。我们今天回顾它,我个人认为当代中国有这个精神需求。”

    原标题:王树增谈抗战:党派之争非主流 不屈是最大精神遗产

  淞沪会战,中国军队在上海闸北的环形工事里同日军巷战 新华社

  平型关战斗中,八路军某部的机枪阵地 新华社

  记者宋磊 通讯员脚印

 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,军旅作家王树增新书《抗日战争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,这是他继《朝鲜战争》《长征》《解放战争》之后,又一部战争题材著作。该书首卷出版不到一个月,发行量达150万册。

  《抗日战争》共三卷,近200万字。日前,王树增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,他说:“抗日战争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。我们今天回顾它,我个人认为当代中国有这个精神需求。”

  党派之争绝不是战争主流

  读+:在抗战中,中共“中流砥柱”的作用是如何发挥的?

  王树增:在民族危亡的时候,是中共首先倡导和支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当异族侵略眼看就要亡国亡种的时候,中国共产党将一盘散沙的中国凝结成一条心,是重中之重,谁能做到这一点?蒋介石做不到,就连他的军队他都统一不了。

  中共最早提出了《论持久战》,这为中国抗战提出了战略性的思路和格局,让整个民族在历史迷雾中有一种开阔的视野和方向感。中共开辟的敌后战场作用十分巨大,牵制了日本几十万军队。从战略战术上都可以讲,中共是中流砥柱。

  读+:可是现在有些观点可能不这么认为。

  王树增:说的最多的就是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存心坐大。共产党要坐大,完全可以不必这么做,可以偏安中国西北一角,就是陕北,日军从来没有打到过那个地方。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,共产党开辟的根据地大体是安全的,要想坐大,完全可以在那儿待着。那个时候,国民党已经完全顾不上共产党了。理论上坐大的话,就别动窝,可他们勉力编成三个师,统统过黄河,参加正面战场战斗,第一场战役就是忻口战役,正面和日军作战。

  有人说后来的根据地不是越来越大吗?这是悖论。因为让敌后的抗日根据地越大,日军的日子越不好过,投入的兵力越多,敌后战场牵扯的主力部队越多,在正面战场的压力越轻。

  读+:有观点认为,抗战中,国共两党相互“争夺”给战争带来困难,您同意吗?

  王树增:党派之争绝不是这场战争的主流。事实也证明,党派之争、党派摩擦在这场战争中属于非常边缘化的支流,它并没有影响到整个抗战大局。

  所谓的“争夺”是不准确的,在长期的抗日战争中,两党之间确实存在过摩擦,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。比如说皖南事变,在抗战的相持阶段,蒋介石逼迫新四军迁移,并在迁移过程中伏击了新四军,这在当时给中国的抗战造成了巨大阴影。

  皖南事变爆发之后,共产党人虽然对国民党的行为进行了非常强烈的抨击,但是没有采取军事上的报复行动,共产党人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前提,只有在这个前提下,中国才能进行全民抗战,抗战才能坚持下去。

  两党之间的摩擦是历史原因造成的,但至少在抗战胜利之前,国共两党,至少共产党都坚定地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

  中日两国战争观念差异很大

  读+:中国军队在战争中付出惨重代价,在很多关键城市的会战中,均以失败告终,你觉得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?

  王树增:正面战场难见一场好仗,难见一场让我们心情舒畅的作战,都非常惨烈,当时舆论所说的大片国土沦丧并不夸张。我们和日军的差异是巨大的,这种差异不仅仅体现在武器装备上,更体现在观念和文化上。

  中国士兵脱下军装就是田里的农民,距离现代士兵的要求很远。日本士兵发源于幕府时代形成的武士阶层,很“专业”的军人。日本军人把武士道的冷酷以及自虐和虐人发挥到极致,使得持续多年的中日战争遍布令人惊悚的血腥气息。为什么日军以一当十?为什么淞沪战役大约是十比一?十比一不仅仅是武器上的差别,两国间的战争文化差异很大。

  读+:中日两国军队,战争观念上有哪些差异?

  王树增:中国军队当时没有形成现代战争或近代战争的观念。它的组织、编制、训练,都是很成问题的,军官的指挥意识也很落后。在所有的战役当中,你能看到战役协同、战术协同、步炮协同吗?没有!

 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很古怪的事情,好比说现在日军打到长沙,都在这儿拼了命了,旁边其他战区呢?就近在咫尺的第三战区在干嘛呢?在那儿呆着,只要不进我的战役线,我就不管他。你要说这是消极避战也太简单化了,最重要的是没有这个意识,这就是单打独斗。

  我们的观念是落后的,政治体制也是落后的,所以和一个新兴发达的资本主义日本打仗那是有差距的,这个差距不是一点半点。

  抗战中的民族精神:永不屈服

  读+:有一种说法,日本军队不是被中国军队打败的,您怎么看?

  王树增:即使没有美国投下原子弹,即使没有苏联对东北出兵,战争可能持续很多年,但反侵略战争赢得胜利是必然的。这一点毛泽东在《论持久战》中论述得很清楚。没有他们的参战,也许会打得更久,但胜利绝对是属于我们的。

  按我们当时对日本的国力分析,能撑两年,到最后日本的丙级军团已经参战了。日本是一个没有资源的国家,这么大的战争,他耗不过。

  要充分认识到,正面战场的作用是一步步阻滞日军;同时,没有敌后战场的话,正面战场绝不是这个样子,我们始终在牵制着日本几十万的部队,牵扯兵力没低过40万。日军占领区如果能腾出兵力的话,正面战场的惨烈程度可能更加难以想象。

  读+:中国财政很贫弱,骤然面对这样的战争,拿什么保证不亡国灭种?

  王树增:人民是支撑民族救亡战争的主体。

  整整八年全面抗战,中国走上抗日战场的壮大队伍达到1335万人,他们绝大多数是青年农民。那些留在田中耕作的老幼妇孺,用瘦弱的身躯担负着战争所必需的公粮税赋。中国为数不多的民族资本家以及广大产业工人,转移到大后方,然后冒着日机轰炸坚持生产,维持前线作战所需。国外的1000多万华侨,大量捐款和认购国债。

  在广袤的国土上,各少数民族成立了很多支抗日游击队、自卫队。这都是我们不会亡国灭种的保证。

  读+:《抗日战争》表面上写的是战争,实际上是想给读者精神上的启迪。

  王树增:对。我总结抗战的精神丰碑,三个字——不屈服。不论我们吃多少苦,付出多少牺牲,我们的人民就是不屈服,这是贯穿抗战全部过程的民族精神。我觉得,八年抗战史是我们能够寻找到使我们内心更强大、更理性的最重要历史现场之一。

  【访谈】

  战略战术上都可以讲,中共是中流砥柱

  记者宋磊

  “抗战太难写了”

  如果算上史料收集,王树增写《抗日战争》耗时6年之久,包括实地踏勘战场、去日本外务省查原始档案。他说后者花的时间最长。

  写作期间,王树增把自己关在家里,没事不下楼,艰苦地写作常常让他感到体力不支。

  《抗日战争》是王树增战争系列的收官之作。“把它放在最后一部,没有其他理由,就是太难写了。”在王树增看来,抗战之所以难写,除了史料浩瀚,主要是认知问题。

  他认为,对战争的全貌包括战场、军队等史料的留存都不够。“抗日战争期间,最高的意识形态就是拯救民族危亡,民族不能亡国亡种,不能沦为异族的奴隶,要保持民族的自尊和生存权利,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吗?我们要认识到,这是一次整个中华民族齐心协力,共御外侮的战争”。

  在书中,王树增重新考证和梳理了中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,也记述了国民党正面战场上战斗的惨烈。对抗战史的研究和表述,需要站在整个民族的立场上。“如果我们对这场战争的表述和认知过于狭隘的话,对那些倒在战壕里的年轻生命是不公平的”。

  把每个战场都写到位

  王树增记述了正面战场上几乎所有30余场战役,一场都没落下,描述中国军队的英勇不屈。“往往很多章节读出来让我们潸然泪下。从一开始的忻口战役几个军长、师长,包括后来的张自忠,这些人都令我们肃然起敬”。

  抗日正面战场上,中国军队几乎屡战屡败,但王树增认为,中国军队仍值得敬仰。“即使没有坚守住要坚守的土地,死伤非常严重,他们也毫无畏惧,完全是在用身躯阻挡日本人在我们国土上的推进,非常了不起”。

  “敌后战场上,中国共产党也打得特别艰苦。”王树增指出,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互支援、相互配合。“离开了敌后战场,正面战场根本支持不住”。

  “我写作的初衷是每个战场都能够写到位,对它们各自的作用写到位,达到一种历史的到位。”王树增说,他在写作中注重展现整个抗战中发生的所有政治、军事事件的来龙去脉,梳理因果,“这种历史的因由是这部书给读者提供的最有价值的东西”。

  “写作是一个很难想象的过程”,63岁的王树增说,从《长征》《朝鲜战争》《解放战争》,到今年的《抗日战争》,每一本书我都要耗费五六年的时间来写作。

  王树增说,他大约平均每天写3000字,这种状态几乎每天都在持续,几乎每一部书完成以后,他都要大病一场。“写作是一个需要极大耐力的过程,也是对作者意志和身体的一种考验。”他说,写《抗日战争》到了最后20万字的时候,他的身体顶不住了,高烧不退,去住院也查不出来什么原因,整个人迷迷糊糊的。

  最危险的一次是写《解放战争》,王树增刚写完上卷,下卷还没写,有一天想下楼去转转,“刚到平地上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,我的记忆在那一段就断档了,我的记忆就是睁开眼睛是在120急救车里面,我老伴说你就直挺挺就倒地上了”。

  “写作好像是摸着石头过河,我不知道这条河有多深”,王树增说,写作不为树标杆,也不想开创什么,只是在他熟悉的领域中尝试。“我们国家、我们民族有着如此厚重的历史,作为作家,我们有多少可以写的东西?那是永远都写不完的财富,所以我尽我所能去试着将它们写出来”。

  “虽然我写的是历史,但我永远是为中国当代读者而写的,尤其是为当代青年而写。”王树增说,他希望青年人喜欢他的作品,“如果他们喜欢,我将无上荣光。历史是我们民族的家谱,对一个年轻人来讲,如果能把家谱烂熟于心,那么他会活得很踏实,不然的话脚不着地”。 (记者宋磊)

  刘春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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