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少奇激怒毛泽东

2011-05-18 17:42:45     作者:未知    来源:未知   【新闻论坛】

这是一部解密档案,所辑史料均来自全国政协内部史料刊物《纵横》,收录的史料自1956年的中共八大始,到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发布止,汇集了中国特殊历史时期发生的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史实。

 

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中南海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中南海

  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,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曾长期合作亲密共事。然而,在毛泽东亲自发动的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刘少奇却被错误地打倒并惨遭迫害,这其中有何历史因缘?我们从毛泽东发动“文革”时,在题为《我的一张大字报》的文件中,指斥中央有一个刘少奇为首的“资产阶级司令部”,“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,实行资产阶级专政,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”,“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(意指该年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,因到会者约7000人又称“七千人大会”)和1964年形‘左’而实右的错误倾向,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?”以及江青在“文革”初期所称:“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,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。”人们或许能从中寻出刘少奇被错误打倒的缘由之一。

  那么,在“七千人大会”上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呢?

  【毛泽东说形势一天天向上了,要继续“跃进”】

  在1958年开始的三年“大跃进”中,国民经济陷入了非常的困境。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,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的方针,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。但由于人们思想认识不统一,调整措施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,整个经济状况仍很严峻。在这种情况下,中共中央决定召开“七千人大会”来统一思想,克服困难。

  当时人们思想认识上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过去几年,特别是对“大跃进”以来的成绩和错误的看法,以及对当前经济形势的估计上。由于多年搞“大跃进”和“反右倾”的影响,一部分干部和党员认为,当前把困难看得过重了,他们在等待形势好转后继续大干,再重新“跃进”;一部分干部虽然认为需要调整,但惧怕因此而犯否定“三面红旗”(即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、大跃进、人民公社)的错误,因而犹豫不决;还有一部分干部则在困难面前悲观失望,产生怨气。

  毛泽东怎样看待这些问题呢?

  “大跃进”中的错误是严重的,毛泽东对此也有较充分的认识。在1961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曾说,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,要受惩罚,要检讨。我现在受处罚,土地瘦了,牲畜瘦了,人瘦了,“三瘦”不是受惩罚是什么!但他仍认为,过去几年,包括“大跃进”三年,总的来说,我们办的好事是基本的,“三面红旗”是正确的。所以发生错误,主要原因是缺少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、政策和办法。现在把这些缺点错误总结出来,就有可能制定一套合乎实际的正确的具体政策,我们的工作一天天就会走上轨道。1961年9月在庐山开会时,毛泽东在周恩来发言中也曾插话说,错误就是那么一点,有什么了不得。1961年12月20日,毛泽东在与邓小平等谈话时又说,去年(1960)、前年(1959)心情不那么愉快,今年(1961)很高兴,因为具体政策都见效了。

  对此,刘少奇又是怎样看的呢?

  由于刘少奇深入湖南农村进行了44天的调查研究,更多地了解到真实情况,因此对1958年以来的错误另有一番认识。在1961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,刘少奇在分析经济困难时说:“这几年发生的问题,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,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呢?湖南农民有一句话,他们说是‘三分天灾,七分人祸’……山西、河北、山东、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……是不是可以这样讲?从全国范围讲,有些地方,天灾是主要原因,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;在大多数地方,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。有的同志讲,这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。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。总是九个指头、一个指头,这个比例关系不变,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。”刘少奇在肯定这些缺点错误并不牵涉到“三面红旗”本身后又说:“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,还要坚持,即便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。”时任总书记的邓小平则以他特有的简捷方式明确说,恐怕我们工作上的毛病(包括若干政策)是主要的。

  看得出在重大挫折面前,不仅一般干部中有着各种思想认识,中央最高领导层内部也存在不同观点,而类似种种必然要在会议上表现出来。

  【刘少奇主持起草报告,强调缺点讲透】

  中共中央希望通过召开工作会议,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,统一全党的思想。由于毛泽东的明确态度,会议报告对经验的总结,就只能在坚持“三面红旗”的前提下进行。

  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,1961年11月5日,刘少奇宣布由陈伯达牵头,胡绳和吴冷西等参加,担负具体的报告起草工作。第二天,邓小平来到钓鱼台8号楼召集起草报告的会议。他提出报告分为四部分(后改为三部分):第一部分讲形势和任务,现在农村情况开始好转,工业生产下降已基本控制,因此应该在坚持“三面红旗”的前提下,贯彻“八字”方针,争取三年调整好;第二部分是关键,主要讲加强中央的集中领导,克服分散主义,这也是会议的主题;第三部分讲改进党风,贯彻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;第四部分讲基本经验教训。

  刘少奇审看报告的初稿后,22日专门到钓鱼台找陈伯达、吴冷西等谈话,提出修改意见。刘少奇开门见山地说,报告的起草,还是1959年庐山会议讲的那两句话,一是成绩讲够,二是缺点讲透。他特别强调,过去四年的缺点、错误要摆开讲,有多少讲多少,放开讲,不要吞吞吐吐,重病要用猛药,要使人出一身汗,这才能接受教训;这几年的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,要在报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评,否则下面不服。一年来中央逐步改正错误,要求各地、各部门也改正错误,不能自行其是;报告对集中统一还强调不够,没有把分散主义的种种弊端写得触目惊心;关于分散主义要列举表现事实,每个省、每个部都要有例子,一个也不能缺,这种现象太多、太普遍了。

  刘少奇还说,对形势的估计不能助长过分乐观的思想,要保留一点,因为目前情况还没有完全摸透,尤其是工业、财贸;“15年超英”的口号是否仍提,要好好考虑……这一点,他讲得很慢,字斟句酌。谈话结束前,刘少奇又嘱咐了一句:“大家不要怕这怕那,要放开手脚写,要敢讲老实话,讲过了头也没有关系,反正是草稿,中央政治局还要讨论,错了政治局负责。”

  此后,刘少奇又多次参加报告的修改、讨论,他反复强调要科学分析当前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,主要不是天灾,也不是赫鲁晓夫撕毁全部协议和合同,而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。这点报告中要讲清楚,使干部群众有信心,只要我们能改正错误,就必定能够克服困难。

  经过反复修改,1962年1月初报告写出了第一稿,共三个部分:(一)目前的形势;(二)反对分散主义,加强集中统一;(三)党的问题。报告在肯定“三面红旗”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正确的前提下,指出这几年我们的“成绩是伟大的,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,而决不是相反。”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,而是具体执行中的问题。缺点错误主要有四条:第一,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,基本建设战线过长,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;第二,人民公社的工作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,急于过渡,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,犯了刮“共产风”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;第三,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,权力下放过多,分散主义严重滋长;第四,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,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,引起城镇人口过量增加,造成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前农业生产水平不适应的状况。

  为了鼓舞人心,报告还提出了1963年到1972年国民经济发展的设想目标。

  按照刘少奇“缺点讲透”的精神,报告比较全面地总结了“大跃进”几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,但也基本体现了毛泽东的意图。

  1962年1月7日,刘少奇将报告第一稿呈送毛泽东,准备在毛泽东审阅同意后,再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正式通过,然后向大会报告。

  但1月9日晚刘少奇到毛泽东那里开会时,毛泽东却说报告稿很长,还没有看完。但不要等他看完,也不等中央政治局通过,索性现在就发给已经到京参加大会的所有同志,征求意见。理由是“参加会议的有各方面人员,多数接近实际和基层,能够从各个角度提出意见来,能更好地集思广益。”毛泽东的话说得很婉转,实际上表明了他对这个报告并不很满意,最主要的是报告对形势的估计违背了他的基本看法。不过这个意思当时他没有说出来,而是希望通过会议代表说,可是这必然会将两种意见的分歧表面化。

  陈雪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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